编者按：亚萨尔·凯末尔（YasarKe?mal），土耳其著名作家。1923年生于土耳其南部阿达纳省的赫密特（Hemite）山村的一个库尔德人家庭。自小娴熟于安纳托利亚高原传统的游吟诗歌。早年当过摘棉工人，教过书，在伊斯坦布尔的一个汽油公司干过，后来又到kadirli小镇以代写书信为生，甚至当过狱卒。1950年供职于伊斯坦布尔最重要的报纸《共和报》，曾获该年度的新闻记者协会奖。1952年发表第一部小说《黄热病》。1955年发表《我的鹰摩摩德》（InceMemed），这部小说是土耳其有史以来最畅销的小说，也是国际笔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翻译的作品，迄今已被译为三十多种文字。凯末尔还有其他多种作品问世。1971年后以政治原因被囚多年。1997年10月，德国图书贸易协会授予他和平奖，格拉斯应邀在颁奖仪式上致辞。格拉斯的此次演讲在德国掀起了轩然大波，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书记甚至认为格拉斯“达到了智力的新低点”。下面是格拉斯演讲词的节译。
亲爱的亚萨尔·凯末尔，你提议让我在此一场合中发言，我想你是有着自己的理由的。作为你的忠实读者，我很高兴过去也曾回应过你的希望，让自己的思绪随着你笔下的文字，从地中海朝内陆方向掠过海滨平坦而又泥泞的原野，掠过布满黑莓丛、野葡萄和芦苇的库科洛瓦的土地，掠过沼泽，再掠过肥沃的田畴、没药馨香弥满的山丘、高原，其中还有迪肯利都祖的五个村庄，在那里，土耳其托罗斯山脉顶峰的皑皑白雪已经赫然可见。
不少作家醉心于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例如福克纳、阿赫马托娃，甚至乔伊斯，他们描绘的所有事情都是围绕早年内心为之疼痛的那方水土的。亚萨尔·凯末尔亦如是。这些作家栩栩如生地将这些风土（也可能是城市风土）再现于作品之中，当然也包括再现风土中的人——这些人在其边缘性的存在中无论如何失败，总是将脚下的土地视为世界的中心而在此安居乐业。
此种情结——对失落太久的土地的萦念，我也是相当熟悉的。我笔下的所有语句都有它们的根：它们扎根于维斯图拉河岸的平畴和卡舒布的山丘之间，扎根于但泽城及其城郊郎福尔，扎根于波罗的海海滨。那里有我的美国南方，也有我失去的都柏林，有我的吉尔吉斯大草原，也有我的库科洛瓦。
以这种七拐八拐而不是直接的方式，亲爱的亚萨尔·凯末尔，我们两个联系了起来。这不仅是因为你是一个库尔德族的土耳其人，正如我，一个从母亲的血统方面来讲的卡舒布人，尽管有着太多沉重的记忆，仍然是一个德国人，还因为我们都用语言来捕捉我们失去的东西。对失落的萦念使我们逆着时流写作，使我们讲述着无关国事、不登大雅之堂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民众从未占据高位，从来都是处于受人支配而非支配人的地位。
另外，尽管地理上相距甚遥，我们两国在另一方面却十分接近：两国都背负着持久的、沉重的罪孽，两个社会中的少数民族都遭到无情的对待。早在这个黯淡世纪的初期，大批的亚美尼亚人在土耳其遭到有系统的种族屠杀。而德国的罪犯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犯下了无数次的滔天罪行，他们的罪行可以通过一个警示牌，一个地方的名字标示出来，这就是奥斯维辛。那时，我们没有和解的能力，我们的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发动战争，让我们的邻国恐惧有加。然而我们德国人不断地输掉战争，结果是陷于分裂，陷入40年的相互对峙之中，并且看起来无可救药。而今天，土耳其的国家权力和军事力量被滥用在库尔德人身上，大多数受害者却是妇孺。总而言之，隐藏在傲慢下面的种族迷狂和缺乏容忍、战争以及战争带来的恶果，是我们两国历史的共同特点。
不久以前，不是有一位德国高官警告说德国人正在变得越来越“杂种化”吗？对外国人潜存的仇视，尽管被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所限制，当现任德国内务部长制定将外国人驱逐出境的政策时，这种仇视就变得表面化了。此一政策条文之苛刻，赢得了极右分子的大声喝彩。四千多名来自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和尼日利亚的难民被扣押在拘留中心。在新生的德国，他们被蔑称为“舒普林”（Schublinge，一种带有板油块用牛肉和猪肉熏制的的小火腿肠）。我们都是这种改头换面、装扮一新的野蛮的无所作为的见证人。这次，野蛮是用民主的、安全的条款来装备自己的。
我们应当感谢亚萨尔·凯末尔，而感谢的方式之一就是废除排外和驱逐出境的强制性政策，与免于恐惧的土耳其邻人生活在一起，另外，呼吁我国制定能最终给予境内的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公民权的政策。
在我生活和写作的地方，数十年来在柏林，或在最近的卢卑克，土耳其人是街头风景的一部分。土耳其的孩子们曾是我的孩子、现在是我的孙子们的同学。我总是相信，这些与另一种生活方式的日常接触一定会大有裨益的，因为没有其他文化源泉的滋育，一种文化是不可能繁盛太久的。在17和18世纪，大批的法国难民——那些受专制主义国家迫害的胡格诺教派的信徒——到达柏林。他们为德国的经济、贸易，也包括文学，注入了新的生命。如果没有特奥多尔·冯塔纳（按：冯塔纳是从法国迁移到普鲁士的胡格诺教徒的后裔）的小说，19世纪的文学将会多么肤浅无力啊！今天，人们也已经可以说，600万外国人为德国带来了同样的良好影响，尽管与当年被赋予公民权的胡格诺派信徒相比，他们被排斥和歧视外国人的政策所束缚。这种排斥和歧视不仅仅存在于刷着“外国佬滚出去”标语的墙上。
德国图书贸易协会今天颁发的这一和平奖项也许可以起到一种促进，不，也许是多种促进作用。这当然体现在此次和平奖得主亚萨尔·凯末尔的精神之中：他的批评并不仅限于其国内情况。几年前在《明镜》周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之中，凯末尔在抱怨他的国家对库尔德人迫害的同时，也指出西方民主国家与其是同谋的关系，他写道：
“在跨向新世纪的门槛之际，任何人无权剥夺任何人、任何种族的人权。任何国家也无权这样去做。毕竟，正是人民的力量将美国人赶出了越南，将苏联人赶出了阿富汗，并且创造出南非的奇迹。土耳其共和国不应当以对人民作战的方式，满载着诅咒进入21世纪。人性的良知将会帮助土耳其人民结束这场非人性的战争。尤其是那些将武器卖给土耳其的国家的人民，一定要帮助实现这一目标。”
女士们，先生们，凯末尔的呼吁也是针对德国听众的。在保罗教堂的这次聚会之中，如果有代表科尔—金克尔政府利益的人在此，他将会知道，多年以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默许对土耳其共和国的武器供应，而这些武器是土耳其用来发动一场针对自己人民的歼灭战的。1990年之后，一个吉祥的时刻为德国统一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但同时，前民主德国人民军的坦克和装甲车等军用物资被人从仓库中拿了出来，卖给了那个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我们一直是，也仍将是同谋。我们默许了这一迅捷的、肮脏的交易。我为我的国家感到羞耻，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蜕化为一个纯经济的实体，这个实体的政府为带来死亡的贸易大开绿灯，并且拒绝给予遭受迫害的库尔德人避难权。
这里授予的是一项和平奖。如果这一授予杰出作家的荣誉真正名副其实，如果这次典礼的地点，保罗教堂，不仅仅是一处做戏的场所，如果文学，例如我所正在赞颂的这种，仍能够提供促进作用，那么，我要敦促和劝戒所有聚集到这里、有政治责任感的作者、出版者和书商，回应亚萨尔·凯末尔的呼吁，尽量发挥你们的政治责任感，确保人权在他的国家受到尊重。只有这样，武装冲突才会烟消云散，即便是那些兵燹最烈的村庄，和平也会最终莅临。
（根据MarkHarman英译转译）
